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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以来李木庵法律思想研究综述
作者:薛永毅  发布时间:2015-12-04 11:07:31 打印 字号: | |

  要:学界目前对李木庵法律思想的研究显得极为薄弱,这与其在中国革命法制史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通过对1980年以来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相关著作、学术论文进行系统梳理,旨在就李木庵法律思想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进行分类概述,并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  法制人物  李木庵  法律思想  综述

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李木庵曾先后担任边区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长、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等职务,参与了边区各项政策、法律、法令、条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是边区司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其不论是在司法实践还是思想理论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法治遗产。现阶段,学习、研究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司法理念、制度,弘扬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就始终绕不开李木庵这个人。然而,囿于边区司法档案利用程度、学者研究旨趣等诸多因素制约,目前学界尚未对特定时空下李木庵等边区司法关键人物的历史作用予以足够的关注,致使相关研究显得极为薄弱。基于此,笔者以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部分著作及学术论文为基础,做一番系统的梳理,尝试就李木庵法律思想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综述,并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力所能及的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研究的基础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研究备受重视,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著作类最值得关注的是杨永华、方克勤所著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包括诉讼狱政篇及宪法政权组织法篇),这两部著作迄今仍是边区法制史研究的奠基性、通史性著作。另一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是张希坡先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1]新世纪以来,随着陕甘宁边区司法档案的挖掘和利用,学界推出不少有关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力作。其中,侯欣一的《从人民司法到司法为民——陕甘宁边区司法大众化研究》、汪世荣、刘全娥等的《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张祎达《历史与现实的选择——陕甘宁边区法制创新研究》、艾绍润的《陕甘宁边区审判史》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另外,胡永恒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事法源》、巩富文等著的《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李喜莲的《陕甘宁边区司法便民理念及诉讼制度研究》分别就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渊源、检察制度等具体司法制度做了考察。以边区法律史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术论文也不在少数。代表性的如刘全娥的《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杨晓莉的《20世纪上半叶陕西地区法学思想与法学实践研究》。

除上述专著、博硕士论文外,1980年以来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发表。这些论文从某一角度对边区法制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由于数量较大,仅就笔者视野所及作以引荐。如汪世荣及其带领的西北政法大学团队所发表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民事习惯的调查、甄别与适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的实践与经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其学术价值》、《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等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论文。肖周录的《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探析》、《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考略》,侯欣一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制度改革研究》、《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理念及技术的形成与确立》、《法学的中国学派:原因、方法及后果——以延安新法学会为中心的考察》,等等。这些文章史料详实,考据严密,都是该领域重要学术成果。

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作者梳理了自1980年至今“中国知网”中以“李木庵”为篇名的文章,仅为2篇。[2]以“李木庵”为主题和关键词的分别为10篇、0篇。以“李木庵法律思想”为题在百度上进行检索,相关结果为707个,但以对其个人经历的回忆和介绍为主,或者做一些初步的阐释,真正的学术专业研究极少。尽管受检索范围的限制,存在资料搜集的遗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李木庵及其法律思想的研究,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淹没在边区法制史整体中。这种研究状况,与李木庵在中国革命法制史建设中的地位和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二、李木庵法律思想研究回顾

前已述及,学界对李木庵法律思想研究成果非常零散,没有形成系统、整体的论述。为此,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尝试从司法理念观、司法制度观、司法依据观三个方面就李木庵法律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一)关于司法理念观

1、审判独立思想。陕甘宁边区的司法体制是在继承苏维埃时期的司法体制基础上,结合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来的,其显著特点就是司法从属于行政。李木庵的审判独立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担任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期间推行司法改革实践中。侯欣一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借助原始档案、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对这次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过程及失败原因等进行详细考察。关于李木庵的审判独立思想,文章认为,改变过分强调法律阶级属性的做法,强调审判独立和判决的终极性和权威性。规定司法人员应秉承法治精神,尽量不受或少受其他各种因素,各种机构、团体、组织,包括人民仲裁组织无权从事审判,取消群众公审等。另外,李木庵的审判独立思想,还体现在其主张要建立检察机关并与审判机关分离。下文有论述,此处不再展开。

2、司法专业化思想。李木庵系清末秀才,后赴长沙岳麓书院学习,而后又考入京师法政学堂。毕业后,他担任过讲席多年,并在广州和福建闽侯做过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和律师。系统地法学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法律从业经验,使其在任高等法院代理院长之初便顶着巨大的压力大力推行司法队伍专业化建设。李娟的《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就陕甘宁边区司法干部方面的争议作了深入剖析,认为受司法专业化的影响,在干部的使用上,李木庵主张干部的专业条件,后来由于实际上办不到。因此在调用人员和使用的过程中重用、培养这些专业人才,并从司法的长远建设与发展出发,主张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培训司法人员。侯欣一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指出,在司法人员要不要专业化的问题上,李木庵的做法主要有: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挑选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者担任司法工作,将某些不称职的工农干部进行调换,在高等法院内成立法律研究组。同时,鉴于法院行政化倾向严重,李木庵提出确立审判核心地位,充实审判人员,并向边区政府建言不得随意抽调审判人员从事非审判事务。

3、审判规范化思想。侯欣一的《从人民司法到司法为民——陕甘宁边区司法大众化研究》认为,针对边区司法制度不注重程序,规范性较差的状况,李木庵等采取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包括着手制定法规,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规范审判程序和方式。刘全娥的《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指出,在李木庵看来,司法就是依法办事,没有条文办事就没了依据。为此,李木庵在任期间草拟了大量法院组织法及诉讼程序法,为健全边区法律条例付出很大心血。胡永恒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事法源》用专章就“边区民事审判中政策法令的适用”作了详细论述,认为边区制定民事法令最多的时期正是李木庵担任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时期,其重视制度化建设,大量立法是他致力于制度化建设的表现。

(二)关于司法制度观

司法制度是司法理念的具体化。李木庵的审判独立、司法专业化、规范化思想体现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主要表现为他关于审级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判例制度及检察制度的思考上。

1、关于审级制度。侯欣一的《从人民司法到司法为民——陕甘宁边区司法大众化研究》认为,尽管边区早就有审级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未得到确实执行。李木庵执政后开始严肃审级,推行包括明确一审案件管辖、设立再审程序、设立高等法院分庭、推行三审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李木庵等人看来,从保障人民诉权、补救边区司法人员业务水平较差、减少错案等几个角度考虑,应实行三审制。李娟的《革命传统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的交锋及其深远影响——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司法大检讨》,叙述了李木庵、朱婴等与雷经天就边区审判委员会存废问题争论。刘全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之历史沿革》,则就边区的三审终审机构——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的设立、案件处理、撤销等整个历史沿革作了详细考察。

2、关于刑事和解制度。对边区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学者们投入了极大地兴趣,相关成果也较为丰硕。李珂珂、王海燕《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制度发展历程探究》认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第一次提出“刑事和解”问题的当推李木庵。194110月召开的边区第一届司法会议,李术庵提交了《为改进刑事政策,刑事案件允许人们调解息讼,维持社会和平,减少诉讼》一案,建议进行刑事案件调解。刘全娥的博士论文《陕甘宁边区司法改革与“政法传统”的形成》以“李木庵时期司法正规化改革”为题专节就李木庵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原因、内容、实效等做了阐述。葛林的博士论文《刑事和解研究》就陕甘宁边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论述,并就李木庵主持起草的“陕甘宁边区刑事案件调解条例”的调解范围、调解方式做了介绍。另外,贾宇的《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研究》、潘怀平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刑事调解制度研究》均对该制度的实际运作作了详细考察。

3、关于判例制度。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针对边区实际,对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典型案件进行汇编,最终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而此次判例汇编活动的主持者,就是李木庵。汪世荣、刘全娥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的实践与经验》借助大量原始司法档案,首次系统就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汇编的起因、经过、主要内容了详细考察,指出了其创制判例的经验,即编制机构与人员的权威性、简洁明快的形式及普遍性、典型性结合的遴选标准。胡永恒的《陕甘宁边区民事法源》认为,由于李木庵的主持和参与,《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在案件的选择和判词的质量上,都具有较高水平。肖周录的《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考略》基于新发现的史料,对边区判例汇编形成的过程、形成的合理性、主要特点以及历史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4、关于检察制度。陕甘宁边区检察制度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出现过几次废立。侯欣一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制度改革研究》指出,李木庵等曾向边区参议会建议设立检察机关,强调“法院只是审判机关,不能管辖检察工作”,实现审检分属等。巩富文等著的《陕甘宁边区的人民检察制度》是首部系统研究陕甘宁边区检察制度史的力作,在该书第五章“检察制度存废之争”中,专章介绍了李木庵、朱婴等建立独立检察制度的主张及与雷经天有关检察制度存废问题的讨论。尽管这场争论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检察制度的走向——检察制度被废除,但为19464月边区检察制度的恢复设立及当今检察制度的完善,有着深远的意义。

(三)关于司法依据观

针对边区革命法制初创、法律规则供应不足、风俗习惯支配力较深等实际,边区政府、高等法院在加紧自主创新法律规则的同时,有条件的援引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并对民事习惯进行整理、甄别和使用,形成了边区多元的法律格局。

1、适当援引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侯欣一的《从人民司法到司法为民——陕甘宁边区司法大众化研究》指出,李木庵认为法律固然有其阶级性的一面,但也包含着人类共同智慧。针对边区司法严重不足的情况,适当援引国民政府的法律,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的随意性问题。胡永恒在《陕甘宁边区民事审判中对六法全书的援用——基于边区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一文借助大量司法档案对边区援引六法全书从司法角度作了考察,指出李木庵认识到六法先进的一面,并不因其阶级性而否定其进步性。因此,在他任内要求各级法院援用六法。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显示,边区各级法院于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较为频繁地在民事审判中援用六法全书,之后则停止了援用。而这一时期,正是李木庵主政边区高等法院期间。

2、对民事习惯的整理、改造和适用。胡永恒在《陕甘宁边区民事法源》中用专章就边区高等法院就民事习惯的调查、整理、适用等作了详尽考察,指出李木庵所在的高等法院利用“法律研究组”对各地司法人员进行函授培训的机会对民间习惯进行调查、整理,对合理、进步地在立法和司法中予以采纳,对于落后的予以迁就并逐步进行改造。汪世荣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民事习惯的调查、甄别与适用》借助大量原始司法档案,对此次民事习惯调查过程、实施效果进行考证,认为有些判决将民事习惯作为裁判的依据,有些判决承认民事习惯的效力,有些判决对落后的民事习惯不予采信。肖周录、马京平的《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的几个问题》指出边区在对风俗习惯的态度上,风俗习惯的善良与否关系到是否可以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立法上,用善良的风俗习惯对既有的成文法进行修正,司法上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

三、研究的不足及简要展望

1、研究成果尤其是专题性研究成果少。前已述及,尽管1980年以来,学界关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投入极大兴趣,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但对李木庵这样的边区司法关键性人物的历史作用和法律思想尚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整体性、系统性地就其法律思想及当代价值进行整理、挖掘的作品寥寥无几,而是零星地散见于陕甘宁边区法律史各种著述中。尤其是在与董必武、谢觉哉、马锡五、雷经天等建国前后司法工作领导人相比,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这种状况,与李木庵在中国革命法制史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不相称的。

2、研究内容及研究队伍的不平衡。一是从时间跨度看,目前对李木庵法学思想的研究,多以其担任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期间为多。建国后,李木庵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刑事法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付出大量心血,而相关著述较少涉及这一时期。二是从研究内容看,以李木庵司法思想为多,立法思想较少。其实,不管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还是解放前期、初期,李木庵作为司法工作领导人,亲自主持或者参与制定、审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婚姻法》等大量重要法律法规。三是从研究队伍看,以杨永华、汪世荣及其所带领的西北政法大学研究团队为主,既是西北工业大学的肖周录教授、南开大学的侯欣一教授,也都与西北政法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史料尤其是司法档案的利用尚需进一步挖掘。法律史学科应划归到法学门类,但却与史学脱离不了干系。具体到李木庵法律思想研究上,就存在一个史料尤其是司法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问题。尽管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档案材料,极大地丰富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资料体系,也为进一步整理、挖掘李木庵法律思想提供了便利。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该批档案目前没有对外公开,个人借阅、复印存在障碍。另外,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对这些史料进行辑录和公开出版。这些客观现状,都使得这批极为珍贵的司法资料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4、简要的展望。相比较其它法学学科门类而言,作为法律史学科分支之一的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研究显得有点门庭冷落,李木庵等边区司法关键性人物更是少有人问津。但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这种状况有了进一步改观。首先,从学术梯队上看,既有杨永华、张希坡等老一辈学者,也有汪世荣、肖周录、侯欣一、刘全娥等中青年学界中坚,更有以胡永恒、马京平、潘怀平、韩伟等为代表的“70后”甚至是“80后”的青年才俊。其次,从研究机构看,全国首个陕甘宁边区法制人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已落户西北工业大学,该机构旨在搭建平台、形成专业研究团队并逐步产生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再次,从史料挖掘上看,刘全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其学术价值》一文的出现,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的引荐,也引发了边区法制史研究的一个高潮。最后,从研究的意义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目前,中国法治建设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通过对李木庵等边区法制建设关键性人物的法律思想的捋顺和阐释,必将对当下法治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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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韩伟.十年来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研究报告[J]. 榆林学院学报, 20111.

 



[1] 该书于2013年由法律出版社再版,书名更改为《马锡五与马锡五审判方式》。

[2] 一篇为侯欣一教授的《李木庵的法治人生》,载《深圳特区报》2012612,另一篇为王大成的《在夹缝中办学的共产党人——李木庵和贵阳战时中学》,载《党史月刊》1998年第9期。

来源:蓝田法院信息
责任编辑:雷香玲